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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期待是新经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目前新经济的量和结构上还不能取代旧经济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轮新经济有一个特点，影响很大，每个人都在其中，改变了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很多认知。但和前几轮工业革命相比，这轮变革没有引起重大的资本投资。当火车出现的时候，或者汽车出现的时候，都是投资很大，涉及到铁路、公路，往后追溯还有钢材、水泥、玻璃等，会带动一些新的大型投资。但互联网是个轻结构，它的影响力很大，但是没有引起一轮大的资本投资，因为它的特征不一样。所以期待新经济支撑中国的发展要打个折扣，要给予更长的时间。

现在我所讲述的历史并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过去使事情成功的因素并不一定有助于未来的竞争。因此，我的论点并不应该被认为是未来的处方。我要做一个历史性的论证来便于人们理解现实状况。今天，很多国家更愿意直接监管互联网企业了，比如，美国介入了华为，Facebook、谷歌在欧洲遇阻。今天的情况要比十五或二十年前复杂得多。

进入新世纪后，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外资三法”作出部分修改，删除了法律中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优先采购、实现外汇收支平衡、出口实绩等规定。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统一。党的十八大以后，根据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3年、2014年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在有关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外资三法”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等规定，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方式。2016年，根据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的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资三法”作出修改，在法律中确立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试点经验推广到全国。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为互联网平台的中间责任提供保护的国家。欧洲、日本和韩国都为平台的中间责任提供保护，但是他们的保护措施都不像美国现有的保护措施那样有力。例如，欧盟更加关注版权方面的注意义务（duties of care），需要企业积极主动作为，而美国则是仅需在有人告知时将内容下架。

报道称，2016年12月，日本政府预计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处理费用将达21.5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6元人民币）左右。虽然其中包括反应堆的废堆费用和居民赔偿费用等，不过包括建设过渡性储存设施在内的除染费用达到5.6万亿日元。当初预计为3.6万亿日元，已经膨胀了2万亿日元。

田家炳个人生活简朴，在物质上没有太多追求。他没有专车，坐地铁上下班。他认为身家1亿和10亿在生活享受上没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把钱用出意义来。还有一笔捐赠使田家炳成为在香港公益界成为美谈。为了振兴教育的发展、鼓励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行业，2003年香港政府出台了一项政策。香港各高校募得的社会捐赠，政府将按照一定比例配捐。